为了解决信息输出效率低下的难题，上京战区首次将实验阶段的脑控技术应用到实际作战中。

自1875年脑电活动被理查德·卡顿发现以来，上百年的时间里，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脑控”技术就成为脑科学与认知科学领域的前沿技术。在大脑神经生物信号采集、处理和人机高效协同等技术的基础上，以脑机接口探测人类思维活动时脑部产生的连续电位变化，利用微传感器捕捉其波形，并转换为相应的操作信号，即可实现人脑与计算机的交互传输。

尽管最近几十年来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但真正实现“脑控”技术的核心技术——对人脑思维活动电信号的精密测量、特征提取、模式识别和驱动控制——仍旧处在瓶颈阶段，迟迟无法突破，即便科研人员抱着世界一流的超级计算机，也不足以穷尽对人脑思维运算的识别和模拟，毕竟人脑有数十亿神经元，形成的意识思维生物电波信号几乎无穷无尽。

简而言之，现有的计算机技术无法直接通过脑电波读取人脑的细致思维，对人脑神经信号所代表的含义进行精细解读仍然困难，实现这一技术的成本代价太过高昂，获取的回报却是微乎其微。

于是邱哲与刘远舟共同提出一个方案：以相对安全微创的方式将电极植入刘远舟脑中，放弃对具体思维的精细解读，转向蠢笨却有效的穷举法。

举例而言，当刘远舟看到一块屏幕，显示出某个小分队正在某个位置执行作战任务，那么刘远舟会以毫秒为单位的时间进行分析并作出判断，而后用思维意念下达命令，计算机不记录不处理刘远舟的分析过程，只记录刘远舟最后一瞬下达命令时的剧烈脑电波变化，从特定的波形对应不同的命令。

坚守，或者放弃。前进，或者撤退。向左，或者向右。

计算机擅长处理0与1的语言，而人类则擅长从复杂的信息中提取出自己需要的有效信息，于是指挥部就变成了一个怪异的信息处理中心。

刘远舟佩戴着思维感应装置的原型机，将大脑以最大频率运转，独自一人成为了整个指挥部的核心，从全面战局的宏观命令到某支小分队的阵地转移，每一道命令都由刘远舟直接下达。

而指挥部内其他成员则依职能分为两个系统，第一个系统负责调试机器，进行信息输入与反馈，第二个系统负责思考，从各自负责的区域画面所产生的电波图形中分析出刘远舟的命令，并将之传递到具体部队。

放在百人规模的战场，这个模式的效率甚至比不上刘远舟直接用无线电指挥下令，但放在万人规模的战场，这个模式的效率却远远高于后者，因为语言的输出效率有一个无法突破的极限。

现在这个极限已经被突破，此次实验性作战取得了并不圆满但足够喜人的成绩，其付出远远大于回报，但这一突破性进展却敲开了一扇充满无限可能的大门。

从刘远舟卸下思维感应装置进入急救室的这一刻开始，他与邱哲便成为华夏最不可替代的两个个体，同时，拥有脑域相关能力的觉醒者具有了远超同类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