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讨论下去，又点了几个人发言，接触到了敏感的具体问题，使气氛变得酸甜苦辣涩味起来。朱思杰也不插言作正面引导了。任从平只觉得讨论热烈，便是履行了主持人的职责。他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望了下朱思杰和曾国超；便说：“今天下午的讨论就到这里。晚上七点半在剧场里有专场演出，大家一定去看看。”晚上的演出是大会组织县直单位的春节文艺汇演节目，重演给村干部们看的。这些年来，人们并不热衷于到剧场看演出，到电影院看电影了。县里的那些个专业演员都自发组成文艺小团体到全县各地给老人的家唱堂会。因此，大会上打招呼要人去观看，以免演出剧场里台上的人比台下的还要多。其实，任从平这样强调着别人，他自己就不得去参加，有朋友昨天约好接他吃晚饭的。酒足饭饱后，肯定要逞着兴情玩玩牌，或到小包房里唱歌跳舞抱小姐呢。曾国超没有人请他吃喝，他一天天地在被孤立着。他也不在宾馆吃，难得听些带刺的话，看人家斜眼。一散会，便夹了公文包回家去了。一走出宾馆的大门，他就钻进了面的里，象是怕被人看见似的。他人还没有进家门，手机就响了起来，一接通是县委办公室管生活的行政科长何友平打来的。对方通知似地说：“田书记特地指示。安排乡镇党委书记在小包房里就餐。田书记还要亲自敬酒，现在就缺你没有来。”曾国超忙编了个理由说：“算了。我肠胃不好，有点拉肚子，不能喝酒。”对方口气硬朗地说：“这怎么行。不能喝酒，也要来坐坐。”他还特别强调说：“快来，少废话了。大家都等着。”曾国超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着，又叫面的司机开回宾馆。

宾馆小招座落在宾馆的西南边，紧连着大餐厅和厨房。小招有二层楼，一楼常常是接待外来客餐的大餐厅；二楼有了个大包房和4间小包房。一个大包房里可摆3桌，每桌10个席位，全县28个乡镇，正好坐28个书记。菜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和大餐一样10菜1汤。有三薰：红烧牛肉、鱼块、蹄膀、脚鱼、炸醋肉圆、鱿鱼丝、拨丝蛋饴、扣鸡块、炒蓠蒿和东瓜排骨汤。只是酒有差别，大厅喝的是大县粮酒筒装瓶，包房是《大县粮酒》精装瓶，一瓶价要高出20元。大家聚在餐厅闲聊着。热闹着，问问打牌的运气，侃侃喝酒的趣谈。也还有在私下秘语，悄声打趣地说：“曾国超这下好了，和田书记成了俩姨佬。”开始听到这话并没有人理会那特别的含义，而且还有些妒忌曾国超。一直在门边翘望的何友平迎接着说：“哇。曾书记来了好，来了好。”他的话逗来了大家各异的目光，大家瞬息又收回目光，又恢复了刚才的场景。何友平说完这话望了下门外就出去了。随后田隆生和田运成来到，有人纷纷和他们打招呼。他们示意地应着，在里头的一席上坐下，大家已都找准自己的位子坐好。一旁站着的几个小姐随即给客人斟酒、上菜。田隆生在灯光的照耀下，脸泛霞光。他环视了一下，便举杯站起来，田运成也天衣无缝地站起来，大声地说：“各位书记，田书记给大家共饮一杯。”各席上停止了各自的敬酒活动，都纷纷举杯站起来。田隆生侧过身对大家响亮地说：“我敬大家一杯。祝各位家庭和美，工作顺达，大县繁荣！干！”有人附和着说：“干！”大家仰杯尽饮，随后纷纷落坐，觥筹交错的。一片酒香，菜香飘溢起来。劝酒声声，掀闹非凡，小姐们也忙个不停地继续上菜、斟酒。已经有人开始下位来到田隆生跟前敬酒。一花引来万花开，大家接二连三地纷纷来给田书记敬酒，和他同桌的也享受了一份敬酒。曾国超仅仅同本桌的书记们敬过酒，并没有象其他人下位敬酒掀闹。其实，让他尽兴也可以喝个半斤八两的。可他没有那份兴致。那个同席的湛楚林趁着性情说：“我们俩姨佬再干一杯。”曾国超听着这话懵懂，忙说：“我不能喝了。”他心里疑惑着，我怎么和他是姨佬了呢？！一旁的横沟镇的书记龙世义在桌下拌了一下湛楚林，又和他对了一个眼色，湛楚清忙醉意熏熏地说：“不是，不是。我们不是姨佬，是弟兄。我们俩弟兄干一杯。”曾国超很沉稳地举杯和他干杯。湛楚林又朝小姐嚷嚷：“斟酒！小姐。”曾国超捂着酒杯，让小姐给他添了碗面条。然而，不管什么人相敬，他都不接受了，在脑中盘旋着“姨佬”二字。这可是在大县的平常的交语中出现的一个新名词。他琢磨着她一定有深刻的意蕴，为什么没有人提醒他去给田书记敬酒呢？田隆生在那边接受敬酒都是一口对一杯的。他尽管没有用目光搜寻曾国超，但曾国超一直没有给他敬酒，他心里是明明白白的，又似乎觉得欠曾国超什么的。

两天的三级干部会一下就过去了。会议最大的收获就是形成了“以水兴县”的共识。会议也向大县140万人传递了一个信息，大县要打翻身仗，必须大力发展水产业。然而，会上还传递了一个滑稽的信息，说曾国超和田隆生是俩姨佬。这从何说起的。原来，自从余凤洁和田隆生有了那第一次的**接触，后来的事就肆无忌惮，感人肺腑了。他俩经常隔三差五地在县宾馆开个单间，**一番。也成了县宾馆不公开的公开秘密，成了大县不公开的公开秘密，曾国超自然还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事情的原委，只是隐约地从人们的异样的言行中有些感悟。他本来被上书事情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又怎能经受得住这带绿帽的奇耻大辱。有人私下说：“现在贩毒杀人抢银行的大都是男人。男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带绿帽子嘛！”人啊，就这么怪！偏偏有人不怕死，而怕屈辱。是人的名誉比生命还重要啊！连日来曾国超百思不得其解，一个瞬间，他突然领悟出，姨佬不就是农村常戏言的牛伙计么，共一头牛耕种田的伙计。共一个丈母娘的几个女婿不是牛伙计是什么。怎么湛楚林会和我是姨佬。其实，湛楚林在酒桌上只是刚听说，还不明白这内面的真正含意。两天的会下来，他也明白了，有了明白“姨佬”的收获，也再不说是和曾国超俩姨佬了，这可不是句简单的玩笑话。曾国超琢磨出姨佬缘由，深究下去，连自己也不敢承认推理的结果，难道她和湛楚林还有那么一腿不成。余凤洁和湛楚林既不是同乡又不是同学更不是同事，这怎么可能呢。再说真是有那么一腿，他自己怎么会不打自招呢。曾国超又回忆起来了，在龙场镇时，湛楚林在县委办公室做小秘书下乡到龙场在家里吃过一次饭，他和她一次饭就苟上了不成。曾国超把大会的精神塞进了公文包，急匆匆地回到家里，瞪着铜锣似的眼，气势凶凶地问余凤洁：“你认识湛楚林！”余凤洁见他一回家，就凶相恶煞的，也直了眼。本来，她觉得和田隆生的苟且着实愧对他，见他回家总是不自然地百般温暖体贴，还总是进门就先给她一个吻。她只想也许他工作上又碰到了不顺心的事，忙回答他说：“不认识！”曾国超紧逼着说：“在龙场时，他在我们家吃过饭的县委会的小湛，现在到笆头搞书记的。”余凤洁晃着头，还是说：“不认识。”并补充说：“吃过饭的人多着，我哪能都认识。我在龙场也只是暂住一阵子，谁记那些事。”曾国超责怪了，更明白地说：“不认识！那他为什么说和我是姨佬。你给我解释清楚。”余凤洁也听说过“姨佬“的传闻，有愧的人一下脸刷地红了。曾国超从她那羞涩绯红的变脸中，一下明白过来，心里有了**分，既不想她把纸揭破，又还是兴师问罪地怒吼起来：“你给我说清楚！你这贱女人！！！你和哪个男人搞上了。”

一层遮着的面纱被扯开，隐蔽的羞耻在阳光下便变得理直气壮起来。余凤洁收敛起发红的脸，煞白地十分委屈的诉说：“我这不都是为了你的前程，你有什么不理解的。只是我受的屈辱谁能理解，我心灵的创伤谁又能填补。“曾国超奋猛地抓起茶几上的茶杯在空中挥起，终没有向她摔去，喷着粗气涨紫着脸骂道：“不要脸的贱.货！你给我滚！再也不要让我见到你。”余凤洁知道这场风波是避免不了的，见他不敢动真格摔杯，也不示弱地说：“我滚？这家是我的，你给我滚。滚到你的木舟去。这房子这家，这一切都是我的。”此时，曾国超就觉得无地自容，举起跳动着蚯蚓青筋的拳头，狠不得把余凤洁揍成肉饼，揍个痛快才解恨。然而，他还是没有肆虐发泄自己心中的万丈怒火。他觉得一个打女人的男人算不上是个什么逞能的男子汉。他象老虎般的咆哮，而又粗涩地嚎哭了。一个大男人发泄屈辱和怒火的嚎哭，能恸天地，能气鬼神，那粗犷的嚎声变成了世道的呐喊，那雄狮的吼声渐渐变成了水牛沉闷的哞叫，那嚎声又渐渐地被奔涌的热泪淹没了。泪涌过哭啼停，曾国超的心里仿佛如释重负，轻松多了。他重新睁大眼睛，眼前麻木的女人，眼前破碎的家，眼前的一切确实不属他自己的了.不应该就为了一个卑贱的女人，何苦这般自暴自弃的。他觉得眼前的一切又是那么陌生和遥远起来。他去就着脸架上的毛巾擦了擦；然后将自己关进了房里，郑重其事地一笔挥就离婚申请。余凤洁担心他会在房里做傻事，拼命地捶着喊着开门。当她喊开门后，曾国超象变了一个人似的，若无其事地夹着公文包离她而去。

一个人被家庭逼到绝境的时候，胸中最大的安慰就是依恋工作和事业。天色昏暗了，曾国超反清醒了，他50块钱叫了面的，一口气赶到了木舟乡政府他那单身孤僻的小房里，此时女儿曾梦却活现在他眼前。她还小，还不懂得大人们的事，他匆忙中忽略了去一中会会女儿。不惊扰她也好，只想看看她，她是他最亲近的人，狠不得一下长大了来理解爸爸，只有她能理解此时作爸爸的心情了。炊事员吴妈见曾国超的房里亮起了灯光，便提了瓶开水敲门。曾国超知道一定是吴妈，便打开门，然后坐到办公桌旁翻着文件材料。吴妈照常说：“曾书记，您回来了。”又照常将开水瓶放到壁柜上，又关切地问：“您吃晚饭没有，曾书记？”曾国超这才想起自己还没有吃饭，但也不觉得饿，便若无其事地说：“吃过了。你去吧。”吴妈尽管只是个炊事员，但人还是很精明的。她见曾国超还是象和往常样不那么认真地回答她的话，但过去的不认真里含着认真，而眼前的不认真里却含着应付。吴妈又换了口气说：“您要什么，尽管喊一声。”曾国超心想我要什么还用得着你客气，便不耐烦地说：“不要什么，你去吧。”吴妈只知自己是一个下等人，从来是不和人争平等的，更何况在曾国超的面前，她更是言听计从。她不再重复什么，替他拉上门，悄然地离去。曾国超仰头长嘘了口气，便起身去靠在床背上坐下，又仰着连连长叹粗气，吸过清新甜润的水乡空气，他眼前仿佛呈现着田隆生狰狞的魍魉怪像，和色眼贼贼的笑面虎脸面。仿佛觉得这大县是他姓田的天下，这木舟乡小小的房子也不属自己的栖身之处，只有这一口一口吸进呼出的空气才是自己的。只要他姓田的狗日东西当权一天，他这个木舟的乡党委书记担得还有何意义呢，这不是屈从于自己的情敌吗。再说那书的事正在让他四面楚歌，他陡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自己还只有30多岁，为何不出去闯一闯，一个普通农民都可以南下去打工，去闯生路，自己为什么不能去寻找新的人生坐标呢。说不定还能碰上个红颜知已，走走桃花运的。他叮嘱自己劝慰自己，曾国超你死了从政这条心吧，三农问题不是你曾国超担心得了解决得了的事，出去做做生意，闯闯商海。说不定用不了几年还能当上个大老板的。俗话说，当官的机遇没有发财的日子总该是有的吧。第二天，曾国超找乡管理员出纳借了2000元的现金，加上自己手上的1000多元，又给尚逗留在县城的任从平打了个电话，对他说：“有个表弟在深圳遇到点麻烦，让我去一下。去后如果情况不佳，一时不得回来，我再给你联系，家里的事就劳你打点了。”任从平接了这个电话，感觉有点蹊跷，因为他也听到了关于他家的传言，但又不好说他是否给县里请了假，只好说：“三级干部会的精神怎么传达？”曾国超没加思索地说：“你看着办去。”双方都没有多说的必要，彼此关了手机。曾国超就这样匆忙的离开了木舟走出了大县远去了。他是在个人情感，家庭和工作都逼上绝境的时候，选择的这条摆脱严酷现实之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