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期间，日本占据旅顺以后，唐鸿胪井刻石引起了日军的注意。

1905年，日本特务人员来到旅顺考察刻石，次年写出调查报告，认为刻石是辽东一块稀有的唐代石碑，后将刻石搬移至日本东京。

1908年4月30日，日本海军省以日俄战争战利品的名义将刻石献给日本皇宫，最后收藏在正仓院。

为了讨回井碑，中国学者早早开始了准备，首先成立了唐鸿胪井碑研究会，加深对唐鸿胪井碑的历史研究，包括碑的历史价值，以及流失到日本的过程。

2001年，京城6名刻石回归志愿者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

2005年7月，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两名副会长张永年、王维明远赴日本东京，探访唐鸿胪井刻石的现状。当时在各方人士的努力下，日本皇室宫内厅委托中日友好协会，将5张唐鸿胪井刻石的相关照片转交给了张永年和王维明。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文物追讨部部长王锦思表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已通过函件方式敦促日本归还刻石，下一步还将组织专家赴日本考察。如果通过民间努力不能促成文物回归，还将参照韩国讨要“北关大捷碑“等国际先例，请求政府出面。

公元1592年后，日本入侵朝鲜失败，朝鲜建立“北关大捷碑“。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日军将此碑掠夺到日本。1970年开始，韩国民众就积极努力地要求日本归还北关大捷碑。2005年5月，韩国政府正式要求日本归还此碑，同年日本将此碑归还韩国。

“妈的，韩国一说日本就归还什么大捷碑，中国弄了十几年都没搞定，还是要靠我！”

吴天缘很是无奈，不团结什么也干不成！算了，还是靠自己吧！

汉委奴国王金印印面正方形，台上附蛇形钮，通体高约2.2厘米，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天明四年由名叫秀治和喜平的二位佃农，在耕作挖沟时偶然发现的。金印出土以后辗转百年，直至1979年一个家族的后人把它捐献给了日本福冈市博物馆，后收藏于正仓院。

东汉初年，日本国王遣使入汉都洛阳进贡，愿为汉臣藩。求汉皇赐名，汉以其人矮，遂赐倭国。其王又求汉皇赐封，光武帝又赐其为倭奴王。

当时日本想借着臣属于汉王朝树立自己权位和王位，因此举国大喜。并受赐“汉倭奴国王印”。

“当年大汉多威风，八方来朝，小日本年年进贡，岁岁称臣，跪舔也要成为咱们的附属国，哎！”

吴天缘摇摇头，其实这个金印很有争议，因为在《后汉书光武帝本纪》和《后汉书东夷传》中记有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缓。

所以这一枚金印作为中日两国最早交往的证明，成了日本国宝。但是一直以来不少专家对此存有疑惑，他们首先怀疑的是这枚金印的真伪，在金印发现的那个时代，已经有伪造这一枚小小金印的技术，因此金印到底是不是中国之物让人怀疑，或者这印章本就是时人为了某种目的而故意伪造。

持怀疑态度的学者认为金印上所刻的是“委”而不是“倭”字。在《后汉书》关于委奴国，除光武帝赐委奴国王印缓，及“永初元年侵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的记载而外，再没有其他记载。学者认为“委”字作委任解，即将印上文字解释为汉朝委任的奴国国王。

由这枚金印引起的争论使这枚金印的传说也变得神乎其神，但随着国内两颗汉代印章的相继发现，谜底正在逐渐揭开。

1956年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西汉古墓群的滇王墓中，出土了一颗汉武帝刘彻赐给滇王尝恙的金印“滇王之印”。滇王是汉代西南诸侯中最强的国家之一，出土的这颗金印亦为纯金铸成，蛇钮。据考证，此印确是汉武帝所赐“滇王之印”。而这颗金印无论质地、字体、印钮和尺寸大小，均与日本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相同。

1981年扬州市邗江县一妇女在甘泉二号汉墓附近的田间，发现了一颗汉代诸侯王玺“广陵玉玺”。次印也是纯金铸成，龟钮。这与光武帝刘秀所赐汉倭奴王印的中元二年只相差一年，而且两颗金印的字体和手法极为相似。大约出自一人之手。

看着正仓院几个老头子心痛又无奈的表情，吴天缘很爽！要的就是这个feel~~~(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