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霍天赐先生与我有两个共同的身份：一是集藏邮政贺年卡的烧友，二是厦门大学的校友。  这样我今年给他的贺奖片就是我们厦门大学出版社的邮政贺年信卡，上面设计有校园雄伟的老建筑，霍友收到，一定喜欢。

数日之后，霍友电子邮件告之：“信卡收到，谢谢！我又看见熟悉的礼堂。 说这枚贺卡印刷工厂是“F”,看来印刷工厂又增加了一些，请问‘F’是什么工厂，是福建，还是福州？”

霍友不但收集邮政贺奖片，还研究贺奖片的版式与印刷厂家。  我找出厦门大学出版社的信卡，这才现那个比绿豆还要小的“F”，但这个绿豆大的问题一下就把我给问倒了，我只得老实回复：“呵呵，不清楚..........”

但霍友不屈不饶，再度来电：“‘厦门大学出版社’卡的包装上可能有显示”。我只好无可奈何地回复之：“包装上肯定有厂家的地址，但那包装造就被五马分尸了，呵呵！”

“五马分尸”只是我的推估，当初我上出版社要贺年信卡是信心十足的，我不但曾经是该社的作者，也还曾协助该社编过书，这样的有功之臣，要一叠贺奖信卡，应该是所向披靡的。但人家未必这么想，不是邮迷就不知道邮迷的想当然，他们有疑问：这是我们出版社自家的贺卡，空白的让外人拿去，不大妥帖吧？结果是我爬了十层楼梯，才勉强要到1o枚。如果现在再爬1o层楼梯，去询问或找寻包装上的厂家，恐怕身上的问号将被进一步放大。还是明哲保身，不去的好。

绿豆大的难题有滋味，有回味，再忍一忍，等一等，暂时还没有答案。